圣托里尼的落日

希腊的海和岛屿，早就心向往之。前些年看一本小说，《巫术师》（The Magus），又译作《魔法师》的。作者是约翰 福尔斯（John Fowles，提起他写的《法国中尉的女人》，知道的人就多了）。小说的主人公前往希腊的一个小岛做教师，其中有很多篇幅来描写岛上的海景，我当时就口水直流。最近借了一本《我的心遗留在爱琴海》，个人游希腊的相册，蓝天碧海的童话世界。给个链接
http://home.kimo.com.tw/yuchang_chen.tw/

下面的三张是他网站上偷来的。圣托里尼（Santorini）的落日号称世上最美的夕阳，想来也是因为岛上的绝色景致。

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

偶尔看电视，中央台音乐频道的系列片《钢琴艺术300年》介绍勃拉姆斯第二钢琴协奏曲，是阿巴多指挥维也纳爱乐，波里尼钢琴，第四乐章。波里尼和阿巴多默契又激情。
赶快去D版市场上淘，找到的是约夫姆指挥柏林爱乐，吉利尔斯钢琴（看网上评价这个版本是不错的）。买回来听了一遍，喜欢。特别是第一乐章一段轻轻的琶音，如同一阵微风吹过琴键。还有第三乐章开头的大提琴甘美柔和，如饮醇酒。只是第四乐章好像不如波里尼那样投入，不知道是否因为没有影像呢？
整个作品改变了我对勃拉姆斯作品沉重的印象，而是一种温暖和胸怀。用网上找到的一句话赞一下：“哲理中的至情”。

推荐龙应台一篇好文章

龙应台“你可能不知道的台湾”http://www.zmw.cn/bbs/dispbbs.asp?boardid=10&id=46756
以下引文出自该文，没耐心看长文的可以读这个精简版：

“台湾人已经习惯生活在一个民主体制里。民主体制落实在茶米油盐的生活中，是这个意思：
　 他的政府大楼，是开放的，门口没有卫兵检查他的证件。他进出政府大楼，犹如进出一个购物商场。他去办一个手续，申请一个文件，盖几个章，一路上通行无阻。拿了号码就等，不会有人插队。轮到他时，公务员不会给他脸色看或刁难他。办好了事情，他还可以在政府大楼里逛一下书店，喝一杯咖啡。咖啡和点心由智障的青年端来，政府规定每一个机关要聘足某一个比例的身心残障者。坐在中庭喝咖啡时，可能刚好看见市长走过，他可以奔过去，当场要一个签名。
　 如果他在市政府办事等得太久，或者公务员态度不好，四年后，他可能会把选票投给另一个市长候选人。
　 他要出国游玩或进修，是一件极其简单的事，不需要经过政府或机关单位的层层批准，他要出版一本书，没有人要做事先的审查，写作完成后直接进印刷厂，一个月就可以上市。他要找某些信息，网络和书店，图书馆和各级档案室，随他去找。图书馆里的书籍和资料，不需要经过任何特殊关系，都可以借用。政府的每一个单位的年度预算，公开在网上，让他查询。预算中，大至百亿元的工程，小至计算机的台数，都一览无余。如果他坚持，他可以找到民意代表，请民意代表调查某一个机关某一笔钱每一毛钱的流动去向。如果发现钱的使用和预算所列不符合，官员会被处分。
　 他习惯看到官员在离职后三个月内搬离官邸或宿舍，撤去所有的秘书和汽车，取消所有的福利和特支。他习惯看到官员为政策错误而被弹劾或鞠躬下台。他习惯读到报纸言论版对政府的抨击、对领导人的诘问，对违法事件的揭露和追踪。他习惯表达对政治人物的取笑和鄙视。
　 如果他是个大学教师，他习惯于校长和系主任都是教授们选举产生，而不是和“上级长官”有什么特别关系；有特别关系的反而可能落选。他习惯于开会，所有的决策都透过教授会议讨论和辩论而做出。有时候，他甚至厌烦这民主的实践，因为参与公共事务占据太多的时间。
　 他不怕警察，因为有法律保障了他的权利。他敢买房子，因为私有财产受宪法规范。他需要病床，可以不经过贿赂。他发言批评，可以不担心被报复。他的儿女参加考试，落榜了他不怨天尤人，因为他不必怀疑考试的舞弊或不公。捐血或捐钱，他可以捐或不捐，没有人给他配额规定。
　 他按时缴税，税金被拿去救济贫童或孤苦老人，他不反对。他习惯生活在一个财富分配相对平均的社会里；走在街上看不见赤贫的乞丐，也很少看见顶级奢华的轿车。他习惯有很多很多的民间慈善组织，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大批义工出动，大批物资聚集，在政府到来之前，已经在苦痛的现场工作。
　 当然，我绝对可以同时举出一箩筐的例子来证明台湾人“进化”的不完全：他的政客如何操弄民粹，他的政治领袖如何欺骗选民，他的政府官员如何颟顸傲慢，他的民意代表如何粗劣不堪，他的贫富差距如何正在加大中……台湾人本来就还在现代化的半路上，走得跌跌撞撞。
　 海峡两岸，哪里是统一和独立的对决？哪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冲？哪里是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矛盾？对大部分的台湾人而言，其实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极其具体，实实在在，一点不抽象。”
“连战选择谈自由主义，宋楚瑜选择谈均富，自由民主和均富，恰恰是台湾人最在乎、最重要、最要保护、最不能动摇不能放弃的两个核心价值。 ”

文章的切入点选的好，讲的实例又生动，收放自如。
以邻为镜，照见的都是我们的羞耻。

到底谁砍了谁

新浪23日报道，昨天（22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王光亚前往探望了学生的母亲（就是前天21日把家教砍死了的学生），目的是“安抚家属，因为家里出事对在外工作的外交人员的情绪影响非常大。”至于被害者，记者又说：“目前还不知其父母是否得知此事”。

真是忍不住要骂人了。没有搞错吧？这不是现实吧？我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强权就是真理”，这个现实本来作为传媒是三缄其口的，现在也可以登堂入室了。“朱门酒肉臭”，本来是作为反面教材的，现在是去健身房消去多余的脂肪也可以公费了。

可怕的不是事实，而是事实背后折射出的社会心态。

我也想被强制

今日早报A10版报道，标题是“徐汇强制公务员健身”：徐汇区政府去年一年投入500万，为全区3901名公务员办理健身卡，专门成立了“徐汇区公务员健身办公室”，负责监督抽查。今年还将继续投入该项费用，区别是如果体质不合要求，则费用自负。

生我是娘，养我是党。
天恩浩荡，虽肝脑涂地，臣子岂能得报于万一。

奥威尔的1984

今日早报A9版报道，海丽花园安装了47个探头（监控摄像）来防止高空抛物伤人，加上改造原先的，用来监控高空抛物的探头有60个，花费四十五万。据称年初安装后该小区再未发生抛物现象（以前抛物不计其数，有好几次险情）。

这个事情，让我想起我们的饮用水，从井水、河水到自来水，从自来水到纯净水，似乎我们在进步，可是其中额外付出的代价和绕的圈子呢？
还有我们的门窗，从木门木窗到现在防盗门，防盗窗，再到每个楼门装门禁系统，再到每个小区装红外防盗。这里面的社会成本又如何计算呢？

要我说，这个办法还有缺陷：探头是要供电的，要是我要抛物，先把探头的供电拉掉再抛好了――那电闸所在也应该有探头吧？好在海丽小区的人心还没有象我这么险恶，看起来是太平无事了。怕的是这个经验推而广之，因为已经听说上海要安装监控所有街面的上万个探头，到时我们就一举进入奥威尔的1984年了。

友谊地久天长

早报讯 应国家主席胡锦涛邀请，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伊斯兰·卡里莫夫将于5月25日至27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早报还报道，这个总统从乌兹别克斯坦独立开始执政至今，我倒是来了兴趣，查找资料如下：
中国－乌兹别克斯坦 1992年建交
领导人：总统、内阁主席、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卡里莫夫 1991年执政至今

2004年 6月15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在杜尔门国宾馆与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举行会谈并签署关于进一步发展与加深两国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2000年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7月5日在他下榻的国宾馆会见了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同他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谈。

中国－苏丹 1959年建交
领导人：总统、政府总理、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防部长巴希尔 1989年执政至今

2005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４月２３日上午在雅加达会见了苏丹总统巴希尔，双方就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两国友好互利合作达成共识。

2000年 ９月９日电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９日上午在纽约下榻的饭店会见了苏丹总统巴希尔。双方就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交换了意见。

中国－古巴 1960年建交
领导人：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卡斯特罗 1959年执政至今

2004年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11月22日抵达古巴首都哈瓦那，开始对古巴进行国事访问，以进一步加强中古两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胡锦涛同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就双边关系及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交换意见，相互介绍本国情况和建设经验。

2003年 国家主席江泽民２月２６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菲德尔·卡斯特罗举行会谈，双方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

中国－朝鲜 1949年建交
领导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正日 1991年执政至今
2004年 金正日 ４月１９日至２１日对中国进行了非正式访问

2001年 　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防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日的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于2001年9月3日至5日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中国－缅甸 1950年建交
领导人：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总理兼国防部长丹瑞大将 1992年执政至今

2005年 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会见缅甸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

2001年 12月12日，正在缅甸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仰光缅甸议会大厦同缅甸联邦国家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主席丹瑞举行会谈

友谊地久天长

大连的烤鱼片美味

说要买些水产干货，司机师傅指引我去三八商城。还以为是商场，却不料是个大菜场（似乎有语病，是不是应为“较大的小菜场”？）。
买了五六种，最美味的当属白色的烤鱼片，形状都是圆形，一片一片整整齐齐，象一摞小号的煎饼。
看来我比较适合在沿海地带居住，再养一只猫咪，两条狗狗。

怎么养文竹？

初夏时光，温度是最宜人的。鱼缸里的水也是一汪的碧绿，颇似园林里的池塘，赏心悦目。

恼人的是，三番两次买了文竹，每次都是变成一样的草黄色。看人家的都是郁郁葱葱，羡慕。我也是三四天浇一次水，不多晒，最后怎么都变成了标本？

记得有个小说，植物因人而茂盛，也因人而枯萎。看来，文竹小精灵不喜欢我家的金鱼，故而拒绝光顾。

名人名言

1、个人是虚无，算不了什么，个人应当承认自己的这种无意义性，应当在更高的权力中消解自己，并且由于分享这一更高权力的强大与光荣而感到自豪。（纳粹的宣传）
2、“所谓理想主义就是引导人自愿承认实力与强权的特权，从而使人成为那种形成与规定整个宇宙的秩序中的一颗微尘。”（希特勒《我的奋斗》）
3、“一个人的作用，对于革命事业来说，就如一架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我要不断地加强学习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坚决听党和毛主席的话，经常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随时清除思想上的毛病，在伟大的革命事业中做一个永不生锈的螺丝钉。”（雷锋日记）
4、“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回忆往事，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5、“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毛泽东《为人民服务》）

唯有当我们有能力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时，表达我们的思想的权力才有意义。（弗洛姆语）当几十万青年在广场上山呼万岁时，相信他们的绝大多数是真诚的，发自内心的。

我们没有表达的自由，更缺少的是自主思考的自由。孰先孰后？

实实在在，从开会学起

今天早报自由谈，说的是一个超大型居民小区，在选举业主委员会的过程中，由于人数太多（超过5万），造成无法形成多数意见，最后准备请政府直接管理，成立街道办事处来行使业主委员会职能。

当我们可以在某个设定范围内行使自己的权利时，如何协调各方利益，这是个基本的民主程序问题。 前一阵，看过一个手册，叫《开会手册》，作者唐柏桥，说的就是如何开一个会的基本过程。也是一个组织得以成立，运转的基本过程。不错，可以作为入门。

从“没办法，没人管”说开去

去年底看《黄河边的中国》，村民中的习惯用语是“没人管事”与“没有办法”。作者曹锦清说：“自己的处境、利益与困难与共同利益与困难之间，似乎存在着一条难以超越的鸿沟。”还具体列举不少事例来证明做事的困难。这个问题我一直在思索，并尝试从多个角度去分析。

1、最想当然的思路
这个没人管事的事，多半是那些吃力不讨好的公共产品（如书中的水渠）。如果这个事符合了当前形势下上级领导的要求，又或这个事于官员们有不少额外的收益，那么，即便你不要他管，他也会当仁不让地来管上一管，甚至会有几个部门抢着管（管的好与坏暂且不论）。而陪了夫人又折兵的事情，或者前人种树，后人乘凉的事情，那自然是没有人管了。那为什么没有人管，就会没有办法呢？村民们自己不能管吗？且不说管这种事情的劳心费力，无偿付出，单就是这里面的组织风险，恐怕就让有识之士望而却步了。党没让你干，你就私自串联，这是最忌讳的。（当年老毛在湖南、江西搞农民运动的细节的有关文件，至今都没有公开。）所以，现在好些文章说要大力发展NGO，还说国人没有这方面的意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非”政府组织，这个名字就太刺眼了吧。
2、从制度变迁的思路
以下引文出自《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第二集》：
“笔者总有一个未经严格证明的想法，即如果我们的政府将自己的职能范围收缩到仅提供社会公共物品，目前水平的财政能力不是不足，而是会有富余。但遗憾的是，我们的政府在安排其财政资源时，首先考虑政治的需要，如各个党派及官办社会团体的开支都纳入政府预算；其次考虑的是经济的需要，如大量斥资竞争性产业里的国有企业；再是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如教育、基础设施、社会福利等。”
“政府本来应该持公正的立场，支持新的制度安排的建立。但不幸的是，我们的政府不但是政权的拥有者，而且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它的利益与行业内国有企业及作为其代理人的行业主管部门即政企同盟的利益是一致的。道德和正义的约束终要让步于政权建立之上的经济利益的诱惑。这就难免使得封闭性的行政立法程序得以取代投票制度和听证制度，从而使大量不利于大多数社会成员的正式制度被生产出来。”
以下引文出自《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第三集》：
“某项制度一旦被选择，也就成为人们的知识或信念的一部分。那些稳定下来的制度以及相关的知识，给生活在制度下的人们以相当强的信念，使他会预期到自己的行为选择的后果，不会轻易选择制度所不允许的行动方式，更难得主动去改变现行制度。这种信念又会由于人们对其已有经验和知识的依赖而得到强化，制度和制度调整下的行为就这样形成一个自增强的‘鸡生蛋、蛋生鸡’的循环机制。而这个动力学机制有两个重要特点，即所谓路径依赖和锁定效应。”
在这样基础性的博弈空间确定的前提下，结局函数其实已经确定，这些事情没人管，没办法才是合理的。
3、从成本收益的思路
以下引文出自《集体行动的逻辑》：
“由于集团越大，任一个体，或集团中成员的任何（绝对）小子集能获得的总收益的份额就越小，他们从集体物品获得的收益就越不足以抵消他们提供哪怕是很小数量的集体物品所支出的成本；换句话说，集团越大，就越不可能出现可以帮助获得集体物品的寡头卖方垄断的相互作用。”
收益的份额如此之小（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有100个人有收益，那么你就是1/100的收益），加上巨大的组织成本，还有无数搭便车者带来的负担，没有一点舍身成仁的勇气，是不敢做的。
4、从权利义务的思路
以下引文出自《走向权利的时代》：
“儒家文化的价值取向是义务导向的，具体表现为：
（1）压抑个体意识， 儒家的人是人伦之人，是处于它所设计的人际关系网络中的人，而不是作为独立个体的人。
（2）重义轻利 在这种价值体系中生活的个人，不敢主张自己的利益，因为主张自己利益的言行会受到人们的指责
（3）缺乏平等观念 在这种人伦网络中和规定等级贵贱界限的‘礼’的束缚之下，权利意识受到压抑
（4）提倡知足忍让 知足往往导致欲望受到抑制，安于现状；忍让的背后常常是逆来顺受，是非不清”
权利和义务是相对的，有暴君是因为有顺民。金庸在《鹿鼎记》里有一段话：“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语出《史记－淮阴侯列传》）百姓这头鹿是死定了，群雄们要争的是谁来煮罢了。所以每个帝王都希望自己的统治能够千秋万代，把这头驯顺的鹿永远由自己和自己的继承人来宰割。真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用多娇来形容这头鹿，再贴切不过了。
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的一代代顺民，永远不会去改变这样的基础性的博弈空间。即便是造反坐了天下，也不过是新瓶旧酒了。
5、从民族心理的思路
近日看弗洛姆的《对自由的恐惧》：“不同形式的受虐狂追求同一目标：摆脱个体自身，丧失自身。换句话说，摆脱自由的负担。”忽然和阿Q联系了起来。国人自秦以降，似乎再也没有寻到完整的自我，总是在受虐狂和施虐狂之间摇摆，崇尚的是“能屈能伸”的英雄：失势时受得百般羞辱，反正“我是虫豸”，得势后则不妨 “手执钢鞭将你打”。处于下位时，是“受虐”，奴颜婢膝；而到了上位，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是“施虐”。
出于自身的虚弱而放弃自身独立性，因着自己对孤独的恐惧，把不可让渡的自由拱手奉上。所以在这种“没人管”的情况下，就“没办法”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出一个“青天”来拯救自己。

我也知道，不提建议的批判无益。也苦苦思索困局下的突破，或者至少是可以逐步改善的下手之处。结果小半年的书读下来，益发觉得存在就是合理，不由得回到讽刺挖苦的路上去，也是无奈的下策了。

暮霭沉沉的宜昌滨江公园

六七点钟的样子，下午刚下了两个小时的暴雨，江上雾气弥漫，依稀可以看见对面的磨基山。出桃花岭饭店沿云集路一直朝南走，就可以到江边的滨江公园。坐在江边，看上船的人们排成一路通过长长的浮桥，四五层的客船更象是要驶入雾气笼罩的仙境一般，颇有几分《千与千寻》的味道。（可能是这几天聊斋看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