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可以重演

在前面的博客文章下，有人留言说，不要流连于历史，要等待现实的利益均衡发生变化，才能作出选择；口水室里，又有人说，历史已经证明，是中华民族选择了GCD。
先引一段储安平1945年写的文章“中国人与英国人”：
将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自由大别为“政治的自由”和“社会的自由”两类，而其结论则认为今日中国人民所享有的“政治的自由”太少而享有的“社会的自由”太多。著者之作此结论，固非徒凭空想，我们实可举出许多事例以明此说。以言人身自由，许多违法作恶杀人越货的恶棍盗匪，常得逍遥法外。而在思想上稍为前进一点的人，其生命常不能得到合法的保障。以言言论自由，对于那些随便揭登他人秘密，破坏他人名誉，刊载荒诞奇离不合人情的文字的报纸或印刷物，它们在社会道德上所发生的影响，政府常漠然视之，但一个报纸或印刷物若发表了在思想上有“问题”的文章，则该报纸及印刷物之编辑人、发行人，及该文之著作人，俱将遭受不可抗拒的压迫、威胁或制裁。以言信仰自由，则信仰种种荒诞不稽的教义，决无人加以阻止，所以民间还是烧纸屋、纸钱、纸箔，雇道人巫人打唱，这一切反现代的费钱费力的迷信行为可以行之如素，一如在一百年前一样，但一个人的信仰若一涉及“政治的思想”，则他即将常受到注意或监视。以言职业自由，办学校、开书店、出刊物、发行报纸，均须受特殊的管制，因为这些职业都是传布思想的职业，至于一般与政治思想无关的职业，政府不甚干预，所以杀人的庸医仍得高枕无忧；贫穷无告的父母将其子女鬻卖为奴婢为娼妓，绝对自由；十岁左右的儿童挑了二三十斤的煤炭往来于官道之上，绝不受禁止；至于人民之有职业无职业，自然更无人过问。以言集会结社的自由，则抽头聚赌、私家堂戏、结伙械斗、乡间香会、下级帮会，均不受真正严厉的限制，但政治性质的集会结社，即使明文不禁，实际上是不易自由举行的……（引文完）
再引一段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中 记录的1945年7月毛泽东与黄炎培的谈话：

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引文完）

最后看看《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的毛泽东答中外记者团：

中国是有缺点，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国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为只有民主，抗战才有力量，中国内部关系与对外关系，才能走上轨道，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才能建设一个好的国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中国缺乏民主，是在座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国才能前进一步。
……
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一切这些，都需要民主。毫无疑问，无论什么都需要统一，都必须统一。但是，这个统一，应该建筑在民主基础上。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与民主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引文完）

抗战胜利后的中间派、右派知识分子，在国共决战中为何最终选择了中共，或多或少是因为当时GCD民主自由的扮相和共同执政的许诺吧。到了图穷匕见，兔死狗烹之日，储安平们又作何想呢？

好了，说完这些，可以回答最前面的问题了：选错了，要可以改，这才是民主。嫁鸡随鸡，那是对自己不负责任。历史不可以重演，因为，代价太过高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