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个笑话,来自《经济观察报》雷颐的专栏。
七十年代初,正 “狠抓阶级斗争”,有关方面制定了极为细致、严格的与外宾接触的有关规定,由居委会组织居民学习、熟背这些规定。“规定”对外国人可能提出的种种问题都提供了“标准答案”,如“文化革命”是“很有必要”;“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是“大有好处”或“很受锻炼”;有关工资、家庭收入的答案是“生活很好”或“够用”,不能说出具体多少钱。据说根据工资水平是可以推算出国民生产总值,可以推算出工农业生产状况,可以推算出军工情况,可以推算出国防实力……因此,每人的工资多少事关国家机密,不得告诉外国人。
在所有问题中,只有“家庭有几口人”的答案是“可如实回答”。当时流传这样一个故事,说有外宾问一个老头儿家有几口人,这位老人生怕答错担不起责任,一时紧张,像在居委会“考试”一样慌忙回答:“可如实回答”。
七十年代是恍若隔世,现在咱们“进步”多了。再讲个笑话,来自《南方都市报》众议栏目。
前不久,《凤凰周刊》一位记者前往青岛采访崂山区山东头村巨额资金贿选一事时,被宣传部门获知,这位年轻的女记者随即接受了宣传部长妙语连珠的“深刻教育”。该部长告诉记者,“媒体要是信任宣传部门,宣传部门也信任媒体,就是和谐社会了”,这就是该部长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至于负面报道,该部长定义如下:“报道前先来找宣传部的,就是正面报道;没有找宣传部的,就是负面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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