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氓之舞

在英国开车，最大的感受就是驾驶者的素质。英国大一点的交叉路口都用环岛来解决路权优先问题，这样可以提高车辆的运行速度，从而提高道路的使用效率――前提是驾驶员都能主动遵守规则，让先上环岛的车先行。
上海开私家车的也得算有产者了，还是在一个还算管理有方的城市，但驾驶者的平均素质却要相差很多。环岛别说推广，就是数得清楚的几个环岛路口，最后也只好加装红绿灯来管制。
这种社会群体的多数人对规则的尊重和遵守，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重要前提，也是帕累托改进变成现实的重要前提。还是用前面的例子，虽然用红绿灯或大立交也能实现同样的路口交通管理，但都增加了成本――红绿灯降低了所有车的行驶速度，立交则大幅提升了道路的建设成本。别小看这点成本，在生活中的每个层面都增加一部分成本，那么整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就增加了，而这些增加的成本却实实在在要由每个纳税人来承担的。
来看看我们这里多数人对规则的解读：
1、 有利于我的情形下要遵守规则；
2、 不利于我的情形下我不用遵守规则，除非必然会因此受到惩罚；
3、 如果受到惩罚的可能性不大，完全不必理会规则
这样一来，要让大多数遵守规则，就得提高管制的力度和频度，比如装了红绿灯还不行，还得有摄像头抓拍闯红灯――更进一步提高了成本。
为什么会如此呢？从信仰层面，我们关注此世的享受更重于彼世的永生，没有敬畏的对象。从制度层面，制定规则（立法）的博弈参与度极低，普通公民从来不知道哪个人大代表把自己给代表了。实施规则（司法、行政执法）的过程不透明且缺乏监督，你要是敢发帖举报，公安就敢跨省追捕。这样一来，多数人其实是被剥夺了作为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规则变成了少数既得利益者手中的游戏棒。
在这样的情形下制定和实施的规则，要么对既得利益者有利（比如过于沉重的税收制度使财富向政府集中，而这些财富的管理者又缺乏监管），要么即便是公正的规则，既得利益者也能通过对各种权力资源的有效利用而规避这些规则（比如最近的杭州飙车案和丽水幼女案的结果就明显偏向于有权有势的过错方）。当一个游戏没有了公正公平的规则作为前提，当荒诞的‘俯卧撑’‘躲猫猫’逐渐被接受为日常现实，参与游戏的普通大众不按规则出牌的态度也就符合了正常的理性――一种被扭曲的、荒谬的正常。
大众对规则的集体漠视，不但提高了社会运行的整体成本，更直接和更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当游戏各方都不遵守规则时，到底谁说了算？你说你公道，我说我公道。公道不公道，只有天知道。古人这句话，虽道出了没有规则的苦恼，却还顶着一个‘公道’的帽子――至少承认‘公道’是规则的必要前提。可是有人却说：‘马克思主义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造反是什么，就是革命；革命是什么，当然不是‘请客吃饭’，而是暴力行动，用枪说话，谁杀的人多杀人的手段高就听谁的。一九四九年六月，当昔日井冈山上的匪首变成中南海里的主人时，写下了一句塑造合法性的经典之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主义固然要紧，炮响却更紧要，因为“枪杆子下面出政权”。天下既然都是老子的，规则也就相当的简单了：‘听老子的话,照老子的指示办事’。
别以为上面电影般的情节只属于上个世纪，直到今天，很多行政机关（质量监督、环保、电力管理）在说明自己的困难时都会强调一句：“我们没有执法权。”说白了，就是没有合法的暴力执照，没有合法的伤害权，没人鸟你――因为只有暴力才能成为仲裁者，只有恐惧能让对方屈服。
通过暴力斗争夺取的专制权力，如何逐步通过和平的方式归还给人民？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这个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既然你不能放下枪炮，那么我就只能犬儒――极权导致了公民素质的缺失和道德的沦丧，因为没有人把国家当作自己的国家――那是独裁者的国家，有权者的天下。缺乏公民基础的社会是没有凝聚力的社会――下层是一盘散沙的流民和群氓，上层是捞一票走人的流寇和大佬。上层是实用主义的涸泽而渔、不计成本的搜刮和挥霍，财富难以积累而只能是利益集团的分肥。下层则是权宜之计导致诚信稀缺造假盛行，更急剧增加了所有经济活动的成本。公民的缺位和独裁的政权缠绕共生，互为因果，就像那莫比乌斯怪圈，似乎永远也走不出去似的。
只有当高悬的屠刀被轻轻放下，当民众不再是恐惧笼罩下的鱼肉，顺民才能成长为公民，共和国也才真正当得起‘共和’这么高贵的字眼。惟一剩下的问题是：我们还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