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书名字里都有1957

连着读了《中国1957》，《1957年的夏季》。前者是小说，后者是现代史。书评也写不来，就说些局部吧：

1、《1957年的夏季》P85 “他没想到，七八年来的执政地位，而且不具备权力制约和舆论监督的机制，已经使他的党受到了怎样的腐蚀；他没有想到，七八年间，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失误，而另一方已经积累了多少怨气。因此，当长期防范的悠悠之口一旦撤防，情况就象大河决堤一般不可收拾。他突然看见了党群之间矛盾的广度和深度。他终于认识到：在中国的具体条件下任何民主化的试验都是有害的，有限度的的言论开放不但不能起到排气阀的作用，反而会使不满情绪得到扩散和加强，从而成为对思想控制的有力冲击。”

49年以来，每一次“有限度的的言论开放”都是政治斗争的序曲，参与者就如朝三暮四中的猴群，被耍了一回又一回。看坛子里掐架的阵势，要是真人秀，那还不是一场全武行？所以说，程序正义要先行，民主的游戏规则要入门，有了规范的框架，开放的言论才不会成为决堤的洪水。

2、再看P531的数据，文革后右派摘帽，有5人不予改正，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彭文应、陈仁炳是民盟的，储安平是九三的。（网上有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的未删节版，有三章分别写其中三位，文章写的好极。）

反右斗争，把民主党派中有组织经验的，懂民主程序的高层集中打倒，是首要目的。把能自主思考的部分知识分子也一并打倒，是进一步的目的。毛泽东所谋不可谓不远，所思不可谓不高，pf一个。

3、《中国1957》P103 “那是你的看法而不是我的看法，看法的不同是因为立场的不同，对于一个党的工作者而言，只要他的工作对革命有益，对党有益，方式方法是无关紧要的。我说难道就没有一个道德准则的问题么？他说我们要的是无产阶级道德准则而不是资产阶级的道德准则。我说就算是存在着老套不一样的道德准则，那又由谁来进行鉴别和区分呢？他说这还要什么疑问，自然由党来区分。”

作者的意思，是想从道德准则的鉴别区分来立论。可是这样很悬，人家不客气的，一句“自然由党来区分”你就闷掉，人家更高明的，可以说“道不同不相与谋”，把你晾在一边。所以，“方式方法”远不是“无关紧要的”，而恰恰是至关重要的。怎么开会，如何辩论？选举如何实施，组织怎样架构？可惜的是，现在熟悉这些民主实践的人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