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端午节真正的起源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既然大多数人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都认为是为了纪念屈原，那么这个节日自然就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和屈原绑在一起了。
闻一多先生在《端午考》中，强调了屈原“不能生得光荣，便毋宁死”，“以求生始，以争取生得光荣的死终”的信念，当是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吧。
而在《渔父》中，屈原自己是这么说的：“吾闻之，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宁赴湘流，葬於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屈原只能一死，所谓宁为玉碎。
渔父提供的是多元主义的解决方案：“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可惜对屈原来说，郢都已经沦陷，楚国即将灭亡，他已经没法赶这趟浑水了。（让我感兴趣的是，近代王国维先生、老舍先生都选择投水的方式来结束生命，是不是觉得沧浪之水虽然不清，却尚比污浊的人世要干净些？）
屈原虽死，立德、立功、立言三件事情可一样没拉，所以屈原不朽。常人却难了，特别是现在的中国人，甭说立德、立功，就是立言，也是诸多禁忌。原来听说有文字狱，也就是“清风”“明月”不能乱写，现在倒好，直接以××代替，没有一些“敏感字”的常识，还真难把一篇文章读通。不晓得将来的人们，看到今日这满纸荒唐言，还能不能妙悟在微笑之间呢？
（二）
公元前278年，秦灭楚，屈原自沉于汨罗江。埃米尔·迪尔凯姆（涂尔干）在《自杀论》中说得明白，自杀者分为“自我中心型”“利他主义型”“脱序/失调型”，从《渔父》看，屈原疏离于社会之外，与团体的距离越来越远，导致最后的自杀，算第一种情形；从时间看，屈原在都城陷落后，感到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破灭，故而以身殉国，算第三种情形；不管怎么算，屈原是有理由的，也正因为大家都这么认为，我们才会在端午这个节日来缅怀他。
当然，提到“缅怀”这个词，不免让我们想起革命先烈，其中属于自杀的多数是第二种情形――利他主义型（为了某种目标和责任），比如董存瑞、黄继光。固然，在战争这种极端状况下，很多时候身不由己，可是如果在和平年代再刻意宣传，也还是违背了人性吧。况且，以此类推，神风特攻队是不是也值得纪念？那么，参拜靖国神社也顺理成章了？
也许，你会说，这是正义和法西斯的天壤之别，怎么可以混为一谈？先不说这种成王败寇的正义是否还要商榷，仅仅以现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来看，既然我们这种为民族内战牺牲的个人也可纪念，那神风队员好歹也算抵御外侮、抗美英雄，当然更有逻辑了。
在笑话别人赤膊上阵的时候，千万要注意自己身上是不是皇帝的新衣。
（三）
前面说的都是名人了，也都有各自的理由――那都是战争惹的祸。让我不解的是，解放了，新中国了，总行了吧？不行。一会儿天灾了，一会儿运动了，自杀的多了去；改革开放了，三个代表了，总行了吧？还是不行。每年总要二十多万成仁的，还有二百多万未遂的。目前我们国家呈现双高峰，在35岁以下和60岁以上都是自杀高峰期。（呵呵，看来我一个高峰是躲过了，还能苟活个二十年）
现在的好些学生（小学生到博士生都有），什么理由都不需要，自己了断年轻的生命。当然，他们自认为是有理由的，也很后现代：“父母给予我生命的时候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我为什么要面对这样孤独的人生？”
原因多种多样，先看看对待生命的态度问题。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每个生命都是造物的选择，作为动物的人群，求生乃是本能。不知道生命的意义，自然该孜孜以求。夫子的意思再明白不过：连为什么活你都没搞清楚，有什么资格谈论死呢？尊重生命，不但是作为生物种群的进化需要，也是文化薪火相传的先决条件。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为政篇）也就是说，你没有闻道，那是断然不可死。这里的道，是天地万物化育之道，如果你参悟了这个道，那你也就自由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此时，生死倒不重要了，所以夕死可矣。
可是来看看我们现在的中小学教育，尊重生命从来没有人教我（贪生怕死倒是早就懂了，那是被鬼故事吓的）。学的都是舍已救人，奋不顾身，宁要人民公社的一只羊，也不要草原小姐妹的两条命。在描写英雄的时候，都是“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说轻了这是自轻自贱，说重了这是漠视生命。
从伦理学角度讲，人是目的不是手段，尊重生命才能关爱生命、敬畏生命，不光是别人的，更有自己的。
（四）
据WHO的统计，自杀率通常和年龄成正比，男性高于女性。而中国25岁以下的自杀率偏高，且此年龄段女性尤其是农村中女性的自杀率更是接近男性的2倍。
这种情况，放在建国以来的城乡分治的背景下，放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放在社会保障制度乏善可陈的背景下，都可以说很多内容；从克制含蓄的情感方式、男尊女卑的文化习俗，信仰宽松的宗教氛围，也可以引申开去。前者带来了社会的巨大压力，在分层结构的逐次传递后，承担最多的必然是最弱势的群体――老人、孩子、经济未独立的女性。而后者则揭示了在面对压力没有出路的绝境中，个体唯一的选择。
设若我们的教育体制在正常运作，孩子们大多都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主动求知的欲望，那么压力也会有很大部分转为动力，可惜这样的愿望也仅仅是美好的希冀而远非现实。近年来很多数据都显示，青少年犯罪率正在攀升，正是这个道理――当渲泄指向他人，则产生暴力；指向自己，则导致自杀。
文革中红卫兵/造反派那种非理性的狂热、血腥、残暴，我觉得压力的转介是从社会心理角度的一种解释。令我担心的是，这么容易被煽动的怒火，一旦再次点燃，浩劫再来也是轻而易举的。对于我们这么一个通常以拒绝面对耻辱历史、拒绝反省自身的民族，这绝非危言耸听。
（五）
接着来讨论上面的问题：“我为什么要面对这样孤独的人生？”这是个体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既然百年后尘归于尘，土归于土，那我们在今世的成败荣辱，是不是除了在生物学意义上基因的最优延续，就毫无意义了呢？
也许，生命的意义在于他者。为了主耶稣或真主安拉；为了国家利益或民族富强；为了父母或孩子。而这些重逾千斤的责任就如西绪弗斯的巨石，终此一生都是你沉重的压力。
又或，生命的意义在于满足自身欲望的过程。为了自己的健康快乐，为了洒脱地游戏人间。可欲望推陈出新，没有止境，欲望满足后的空虚，最终成就了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
生命的意义在于摆脱或者说超越对意义的诉求，转而追寻个体德性的圆融和个体精神的自由，前者是“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公孙丑上》），后者是“乘天地之正，以游无穷”（庄子《逍遥游》）。
用曼德尔斯坦姆（Mandelstam）的一首诗来结束这篇文章，我想，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我被赋予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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