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年的记忆

17年前，社会主义阵营里最大国家的领导人――赵 紫阳、戈尔巴乔夫在北京握手之后――先后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中国，也发生了众所周知的风波。
之后的数年中，为了给没有了“老大哥”的社会主义阵营打气，我们对俄罗斯、东欧的经济困难大肆报道，反复渲染，鼓吹稳定压倒一切。
到2005年，俄罗斯经济保持了连续六年的高速增长（>6%），东欧国家在02年加入欧盟以后，也保持了经济稳定增长的态势。冷嘲热讽的御用经济学家们，终于闭上了他们的乌鸦嘴。
诚然，中国经济也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增长。如果撇开增长的低效率和对环境的破坏，似乎结果也令人欣慰。可是，极权政治并未如某些理论预料的那样，在经济增长后向威权政治过渡。政治改革步履维艰，既得利益集团浮出水面，贫富分化的日益严重正将人群的多数抛入没有保障的底端。一党独大造成的公共权利缺失，逐渐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引发越来越多的矛盾。
回头看，17年前，正是一个极好的契机。在10年改革后，民众对执政者的信心达到了建国后的又一个高点，对改革成本付出的忍耐力较强，对建设一个更开明、更廉洁高效的政府有强烈的预期和寄望。顺应潮流，推进党内、党外民主，建立公民意识和权利意识，都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改革步骤。
强硬派和保守派的结盟，导致了对运动性质的误判和处理行动的粗糙，政府失去了政治改革的主动性。通往自由的大门，在露出一线光亮之后，被关得更紧。更严重的是，政府丧失了10年改革重新赢来的政权合法性。在其后的岁月里，必须为维系统治支付更高的行政成本、耗费更多的国民财富、支撑更庞大的官僚体系――这种恶性循环在历朝历代都是致命的。
17年，记忆已开始模糊，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时的人。CNN当时北京分社的记者迈克-奇诺伊(Mike Chinoy)，在《China Live》中回忆：“（广场上）人们脸上的表情比这些标语给我的印象更为深刻，他们充满了生气，活跃而欢快，好像经历了多年的沉睡之后终于觉醒过来。中国的这个角落，是人民共和国大地上实际为人民所控制的一方土地。在这里，许多中国人都有的、也是我经常看到的那种感情上的拘谨和政治上的矜持似乎都不见了。”
天安门广场的血色清晨，已渐行渐远。我们，何时才能争得免于恐惧的自由？难不成，每个中国人，都要像冯友兰一样，只敢在临近生命的尽头时，才怆然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